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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如何弘扬百色起义开拓创新精神

归档日期:08-08       文本归类:百色起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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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1929年12月11日,、张云逸、李明瑞、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百色起义不仅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时,也孕育了百色起义精神。百色起义精神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巨大的精神动力。

  百色起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党的政治信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策和宗旨等。概括起来,其内涵是:心怀理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为民谋利、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民族平等,精诚团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心怀理想、坚定信念。百色起义前夕,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敌多我少、敌大我小。、张云逸和李明瑞同志等心怀理想、坚定信念,卓有成效地实行“将变”和“兵变”,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胜利地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右江革命根据地与相继建立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武装力量愈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百色起义前后,、张云逸和李明瑞同志等,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正确地领导了百色起义。一是实事求是、遵循统战规律,认真做好旧军队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时,首先有选择地做好旧军队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但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想把李明瑞争取到革命阵营是“幻想”,主张用武力把李明瑞从广西赶走。同志经过调查了解,认为李明瑞虽系旧军人出身,然而却主动与我党作过联系和合作,有倾向革命阵营的进步性。(毛毛著:《我的父亲)上册,第2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特别是当李明瑞因仓促举行反蒋的“南宁兵变”失败,由此陷入既受桂系军阀李宗仁排挤,又受蒋介石讨伐的两面夹击之中,在军阀混战中已无路可走的关键时刻。因此,同志开诚布公地向李明瑞指出:“参加革命,才是出路。再搞军阀混战是没结果的。”同时明确表示待起义成功、建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时,我党请他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对李明瑞给予政治上的充分信任,这就进一步打消了李明瑞的思想顾虑,坚定了李明瑞加人革命阵营的决心(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第22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明瑞最终决定弃暗投明,接受我党领导,毅然率部参加百色起义,为百色起义的最终成功及红七军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军事贡献。1929年底,同志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向中央建议,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但是,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却认为,对李明瑞绝对不能存“丝毫的幻想”。同志实事求是地据理力争。最终,同志说服了中央领导,批准李明瑞同志加入中国。二是实事求是、遵循起义规律,认真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前,同志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关于起义的指示,但认为中央“限定十天,未免机械”,应在准备工作就绪后选择有利时机举行起义。事实证明,百色起义日期的选择是正确的。三是实事求是、遵循政权发展规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权形式。起义后,同志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搞同一的革命政权形式,分别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等政权机构。四是实事求是、遵循土地分配规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土地分配方式。不搞同一的土地分配方式,分别采取“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对“共耕社”,只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没有普遍推开。

  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关系到百色起义的成败。广西特委讨论革命发展战略方向时,同志根据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广西的实际,因地制宜,主张把革命的主力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对此敢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1929年10月中旬,在广西政局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同志果断地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三支部队,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的百色和龙州。在充分做好发动群众、改造旧军队、发展党组织、摧毁旧政权等一系列工作之后,从容不迫地发动起义,以武装起义和平转变的新形式,创建了拥有16个县、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约100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为民谋利、依靠群众。为民谋利与依靠群众是辩证的关系,为民谋利是依靠群众的前提和基础,依靠群众是为民谋利的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正确制定和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1929年12月21日颁布的《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文告:“要以贫农雇农为中心,绝对禁止豪绅参加,富农绝对不能居领导地位,农妇可以加入农会。”“推翻地方豪绅的封建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免除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的剥削和一切封建的压迫。”在经济上,明确作出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贸易的规定,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让贫苦农民有田耕、有地种、有饭吃”。1930年颁布《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及《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取消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使用权”。此外,右江苏维埃政府先后在1930年5月1日和5月15日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文件,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群众关系上,同志深入群众,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对侵犯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给予严肃处理。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使根据地各民族达到空前团结,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

  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历史。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调离广西。、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人率红七军历时10个月,纵横7000里,终于完成了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使命。战斗、饥饿、队伍失散……这次被红七军官兵誉为‘小长征’的行军之难,并不亚于日后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张云逸曾回忆:“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七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百色市经过民政部门能收集到姓名并追认为烈士的就有4000多人,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长眠在右江土地上。田东县百谷红军村有85户131人参加赤卫队和红军,其中,16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民族平等、精诚团结。百色革命根据地是唯一的以民族为主体的沿边根据地。百色聚居和杂居着壮、汉、瑶、苗、仫佬、彝、回等7个民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占其总人口的85%左右。、张云逸、李明瑞等红七军领导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团结的方针和政策,坚持我党、我军为各民族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坚持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谱写了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篇章。由于正确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了各族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认真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革命根据地和拥军支前的积极性。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红七军成立时约5000人,其中壮族约占一半。从百色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12位将军中,有7位是壮族。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是百色起义取得成功的精神条件。同志到右江地区开展工作的时候,新婚妻子张锡瑗就已经怀孕了。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正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但他的妻子因得了产褥热而去世。同志来不及操办丧事,就匆匆返回右江根据地。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奉命留守根据地,只带21师的番号和74名战士回到右江。韦拔群同志一家20人几乎全部牺牲。韦拔群同志以大局为重,毅然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重建部队,表现出宽广无私的胸怀。1932年10月19日,因叛徒出卖被害,时年38岁。于1962年12月为纪念韦拔群烈士牺牲30周年题词:“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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