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在线斗牛棋牌 > 百年战争 >

书摘百年战争前夜国王令法兰西屡陷贫困?

归档日期:06-03       文本归类:百年战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本文节选自《百年战争·第一卷:战争的试炼》,作者:[英]乔纳森·萨姆欣,译者:傅翀、吴畋、王一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国家自然权威的极限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难题,其主要症状表现为王室日益严重的财政拮据问题。传统的理论家期望法兰西国王应该像大多数中世纪君主一样,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政府开支,这些收入包括他的私人地产收入以及从司法制度中获得的收益,还有他作为自己领地的领主所享有的封建权利。在1320年代末期,这些收入来源每年可以提供400000~600000图尔利弗尔的收入,是英格兰国王一般收入的三到四倍。尽管如此,它只能勉强支撑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的重担而完全不足以支付发动战争的开销。这并不是一个法国特有的麻烦,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有这种经历,当官僚体制由聪明而且野心勃勃的人供职后,就开始尝试更加普遍深入的,更加趋向强势的管理方式。结构性的赤字变成他们账目中的一个常见特征,而在13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法国,这种状况特别明显。腓力三世在1285年征服阿拉贡(Aragon)的失败尝试花费了三倍于岁入的资金,这使他濒临破产。在1293~1303年间,当他的儿子美男子腓力试图同时在佛兰德、加斯科涅以及海上开战时,也同样被置于难以忍受的财政压力之下。1303年,他在北方前线的部队曾为了索取军饷而发生兵变。

  法国政府在支付战争费用方面日益困难是有几个原因的。比起圣路易的时代,它们从事的战争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美男子腓力为他的许多部队提供铠甲和武器。甚至他的继承者(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不得不替换在服役期间消耗的马匹和装备。此外,13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纳尔榜(Narbonne)和鲁昂建立了带来沉重负担的王室兵工厂,它使得法兰西第一次成为重要的海上强国。但是,使得王室战争开销不断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13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法国最终放弃了古老的军事征募体制。这个体制曾经依靠那些兵役封地的持有者以及某些城镇的居民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它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满的体制,曾在强制执行上颇有难度,提供的部队在质量和士气上都极不稳定。而且它还受到基于地方习惯或契约的资质条件以及例外情况的限制。14世纪时兵役仍然是强制性的(除非用钱代替) ,然而鉴于此前的报酬通常只给予那些远离家乡或者在惯例时间之外服役的人员,现在它被赋予至整个战役进行期间服役的所有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是创建的军队更庞大、纪律更严明而且士气更高涨,但是开销也更加昂贵。

  他们欠缺的是一个关于国家税收的有序体系。在14世纪初期,使法国政府最接近这个体系的是指向教会的征税制度。无可否认的是,到目前为止教会是王国中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法国教会经常在教会政务会或者教皇(更为常见)的同意下被征税。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教会税收的最大益处是不需要任何更进一步的许可。通常这项税收会自觉交付,而且它给王室预算提供了一笔虽可变化但有规律的捐助。在1320年代,其金额的总数大约占收入的五分之一。无论如何,大部分的王室税收必定要来自世俗教徒,而向他们征税却没有任何制度可循,除了仅有的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权宜之计。

  风暴发生之前,改良一直被断断续续地尝试。民事法学家们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因为国王担负着保护王国利益的公共职责,他可以凭借公共责任向他所有的臣民征税。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从另一条不同的路上得到了与此相同的结论。在他看来,“一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出现而必须增加为共同利益花费的开支之时,或者常规收入以及税收不足以维持宫廷的尊严之时”,按稳妥比例征收的税收总是可以被容许。尽管如此,并没有很多法兰西人会欣然赞同,而实际操作肯定是迥然不同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国王可通过以获得他自己或者他儿子的骑士爵位,或者以他女儿联姻的名义来要求获得“补助”,但是一切到此为止。甚至这些补助只能在国王自己的直属封臣中征收。当美男子腓力在1285年试图为了他自己的骑士受封礼而向他的臣民们广泛收集补助时,就曾爆发了猛烈的且大体上成功的反对活动。从那些陪臣(rear-vassals)身上收集来的钱被退回了。

  佛兰德战争期间一种更有希望的征税方式被采用了。在1302年布鲁日叛乱后,腓力恢复了被称为总动员令(arrière-ban)的古老的军事召集令。凭借一项先王们拥有的不甚明了但不容置辩的权利,他召集至阿拉斯的军队“包含了各色各样的人,贵族或非贵族,持有我们自己或者其他领主之土地者”。腓力并不想看到全体国民全副武装集合在阿拉斯。贵族被期望能提供骑兵部队。主要从城镇中召集的、经过挑选的非贵族分队,被要求以弓箭手和步兵的身份作战。剩下的人被期望可以以一份价值其财产2%或者更多的价钱,如果征收者能确查它们的话,购买免服兵役的权利。这次收益的数额之大十分令人满意。因此这种尝试在第二年以及1314年重复出现了两次。作为战争正式开始的标记时刻,总动员令的宣布呈现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效果。但是对它的抵制,或者至少是对它所涉经费负担问题的抵制,也开始增长。贵族不可能被迫出钱。他们可在战争开始时亲自带领扈从们参与作战,以凭此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并赚取战争收益。此外,他们还指望自己的臣民对他们数量可观的花销有所贡献,因而可以扭转国王的收税人使他们陷入的贫困境地。许多城镇觉得它们已经通过修理并守卫它们自己城墙壁垒的方式履行了保卫王国的职责。其他城镇也不愿意认可一份要求他们保卫一些与自己毫无关系,远在千里之外的,处于危险之中的法国地区的召集令。此外,事实证明恢复总动员令却不恢复附在其中的细致的法律判别是非常困难的。而其中之一规定了这种手段只能用在战争开始之后。因为为战争做的准备工作无论多么迫在眉睫也还是需要其他的收入来源。国王绝不能事先做好打算。

  面对这些困难,腓力几次以简单要求他的臣民提供财产的方式回应,其理由是他需要这些。那些要求提供更好理由的人,比如1305年图尔(Tours)的教士,被告知他们是这个王国政治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对伙伴们的共同利益有所贡献,因此他们可以缴纳自己的款项或者被强制给付。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国王并没有不经至少是其臣民表面上的同意就课征税收。这不是出于对政制的顾虑。他别无选择。如果没有这项措施,实际中不可能征得任何税金。国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每一个臣民进行评估,也没有足够多的,将被要求在纳税人的强烈反对中征集强制性税收的官员和士兵。贵族们在纳税时完全是自己定价。向城镇征收的税金由市民们收集。伦巴第(Lombard)商人交易业务中的税务工作由伦巴第人执行。既然国王没有纳税人的配合就无法做事,那么便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就每一项估价税收的相关条款和数额进行协商。在这些为了无数的个人赞同的讨价还价中,国王的手段并不强势。甚至在最后时刻看起来即将达成的赞同都可以被推迟。但是国王很可能已经召集了他的大军。他迫切需要这笔资金而且承担不起因显得不合理或专横而推迟征收工作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腓力的官员们被教导在接近纳税人时要“和气地说话和劝阻”,以向他们指出国王有多么急切地需要这笔钱,对穷人的要求是多么的适中,对富人的课税又是多么的公正。如果这些讨好的话语仍然未能赢得赞同,那在这件事上能采取的办法就非常少了。那些抗拒不从的贵族和城镇的名字将会被记录下来,而国王的冷遇在之后也许将立即降临到他们头上,但从另一方面看也许它也不会发生。

  缓和这种由政治宣传产生的冷酷无情的印象是十分必要的。宣传资料和布告解释了国王在与佛兰德或者教皇发生争执时理由的正义性。从城镇和外省召集而来的会众被传唤前往聆听大臣们关于政府政策以及需求的高谈阔论。在这里有一份关于其中一场议会的详细记述,它于1314年在巴黎的王家宫殿举行,当时正值佛兰德危机重启之际,马里尼的昂盖朗回顾了国王与佛兰德打交道的全部历史,而且解释了新税开征的必要性。当他结束演讲后,国王从他的座位上起身查看有哪些出席者将会婉言拒绝帮助他。其中一位最富裕的巴黎市民允诺,会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调停,而这些出席者将各自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政府。然而就像在这之前的几次会议一样,这次议会只是为了听从而开。他们没有权力约束他们的选民。他们的认可对在各自行程中的收税人来说只不过是另一个可资利用的论点。与每名贵族以及王国城镇的谈判还有冗长的回合需要进行。在1314年9月的这场危机过后,税金的征收被证明变得更加困难,尼姆(Nimes)的领事们没有上交任何东西,即使在因其顽固不化而入狱后也是如此。10月,这笔税款在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被免除。到11月时,它被全部取消。然而国王已经自己承担起开支。

  在伊比利亚诸王国,在西西里,在德意志的一部分地方,而且尤其是在英格兰,召集的议会拥有约束国家的权力,能够使国家征税体系缓慢发展,从而极大程度地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但是小规模、相对同质且权力集中的社会可能产生的进程,在一个像法兰西那样庞大而且多样化的国家中却不那么容易实现。在这种国家,代表议会制最迟出现且发展最慢。最终的结果是国王摒弃了代议制机构,凭借其君主特权独自征税。17世纪的专制政体在14世纪就诞生了。但这些都是长远的结果。直接的后果是法国政府在每次危机来临之时都趋于瘫痪。国王向臣民征税的能力总是取决于他的个人威望,而且要依赖他在那时的政治地位。在1290年代,美男子腓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侥幸征到税款,但在他统治后期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当他在1302年库特赖之战中遭到灾难性惨败的消息传遍法国各省后,为了能充分征收税金而大幅度提高免缴财产税的限度就变得十分的必要。以这种方式,挫败接连不断。而小挫折终于引发了大灾难。

  为了避免破产,政府被迫实施了多种短期的应急措施:功利地设法将那些数目可观的私人财产没收充公,加剧对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的搜刮;在1306年最终驱逐犹太人之前,就已对他们施加了一连串没收充公的处罚;逮捕伦巴第以及卡奥尔高利贷放贷人;解散圣殿骑士团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几乎每年都发行巨大的而且多少有点强制性的借款;以及为了财政目的冷酷无情地操纵王室司法——通过派遣遍及王室领地各省的专员,调查探究各种违反法律的小案件,它们可能被判定要强行缴纳罚金或者购买一份免罪符。

  国王操纵货币制度的行为更加严重地损害了法兰西内部的福祉。它正变为筹措战争经费的一种主要来源。其方法是每隔一段时间便以一个新价(通常更低)重新发行货币,并以法令固定币值,这使国王的铸币厂运转起来。与此同时铸币值(monnayage,即硬币的表面价值与它们实际等值银价之间的差值)也在增加,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铸币利润。在1295~1306年间,一再重复的货币贬值使得钱币的等值银价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些收益是巨大的。在1290年代,王室铸币厂的利润一度给国库提供了三分之二的进项,并填补了大部分因同英格兰作战而引发的亏空。以严格的法学理论来看,腓力认为铸币权是属于国王个人权利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他可以凭借此点为所欲为。他处理铸币的方式,无论如何实际上就是一种无须同意而且在征收方面没有困难的税收。它们同样也引起了那些依靠固定收入为生,以记账货币作为估量手段的人们,包括许多贵族阶层的巨大痛苦。它们加重了法国当时的经济压力,而且激起了被征收者们对政府的强烈仇恨。腓力在教会的压力下于1306年暂时放弃了这种手段。但是它作为一种应急的财政来源过于有效因而使他难以忘记。在1311年又发生了一次货币贬值。1313年,伴随着一场席卷佛兰德的新危机,铸币值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比例,超过了30%。

  美男子腓力在1314年11月去世。他的统治将法兰西国家带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也到达了它能力的极限。在他逝世前几个星期,遍及法国中部和北部的贵族已然结成同盟,为他们失去的豁免权以及特权反抗这个膨胀的政府。在勃艮第,当地的贵族阶层领袖与高级教士和城镇代表一起控诉他们的不满。他们形成了一个拥有定期会议、专门人员以及常务委员会的常设性组织。他们与其他横跨法国首都以北的众多省份结成了那种同主权国家之间相似的联合性质的同盟:香槟、博韦地区(Beauvaisis)、阿图瓦以及一些皮卡第的辖区。诺曼底人则单独组织起来。在南部(Midi),朗格多克和鲁埃格也形成了联盟。王室宫廷的侵蚀、王室收税人的勒索以及向他们封臣发出的总动员令公告都被列于抱怨清单的最显著位置,这些清单被交至腓力的继承者,路易十世手中。他短暂的统治(1314~1316)几乎全部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安抚性的特权许可,顺从他们的要求。过去的二十年政府肆无忌惮地操纵着货币,他承诺要重返圣路易时代那种币值稳定的状态;在外省的王室官员的数量将被削减;国王的法官侵蚀残存的领主司法管辖权的行为将会停止;税金将只在万一有迫切需求时才征收;在勃艮第,国王的仆从甚至要发誓遵守特许状中的章程,而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的臣民就可以免于服从其责任和义务。那些已逝国王的主要顾问被丢进大牢,而他们的财产也被王室宫廷中的王公贵族们瓜分。马里尼的昂盖朗被吊死在蒙福孔的公众绞首架上。专断的政府几乎不受人欢迎,但是比起对法律约束的粗暴愤恨,贵族的抗议有过之而无不及。1314和1315年的反抗活动开启了一个王室和它最重要的臣民关系日趋紧张的时代,长期的战争和14世纪的内部危机使之不断加剧。

  贵族阶层是总人口中一个庞大、无组织的部分,大概由总人口中1%~2%的法兰西家庭组成。谁是贵族以及谁不是贵族原则上是清晰的。贵族身份由整个骑士阶层构成,这些人被他们的军事目的定义,是重骑兵中的精锐,以骑士身份作战。还有数量更多的有资格变为骑士的人们,他们凭借自己的财富、生活方式以及最重要的出身获得晋升。博马努瓦在1280年代写作时已经把贵族身份视为特殊人群的特权,他们“像国王、公爵、伯爵和骑士那样”继承它,是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社会等级。君主的财政官员从狭隘的财政动机上看,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法学家们习惯以绝对的原则来处理。在边缘区域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贵族们遭逢艰难时世而且不再负担得起那些能表明身份的耀眼标记。“那里有大量的人因其血统而高贵,”就像1318年审计庭告诉收税人的那样,“在许多年前就像商人一样以贩卖衣服、谷物、酒以及其他物件维持生计,或者做起买卖并变成皮革商、编绳师、裁缝师等诸如此类的人。”其他贵族家族趋于灭绝,成为高死亡率和低生育率或者战争创伤的牺牲品。现存最好的统计证据显示,每个世纪均有约占总数一半的父系贵族家族绝嗣。他们被暴发户们取代:因向国王或者一位大王公提供服务和资金而受封为贵族的人;或者仅仅获得了封地然后在时机成熟时自称为贵族而且凭借其名义资格被人们所承认的人。贵族身份的传说被传承下来,新成员自然地与其融为一体。

  在13世纪后期,有超过40000图尔利弗尔岁入的香槟伯爵与有着200图尔利弗尔岁入,被视为勉强能够维持骑士地位身份的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贵族在其中一点上还颇有共鸣:他们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一直遭遇不断增长的财务困境。它主要可以归因于法国的农业经济问题,但法国政府使它进一步加剧。他们受到的压力有几个来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忍受生活成本严重的持续上涨之苦。一个重装骑兵必须自备行装。根据他的等级,他最多需要六匹战马,除去他的骑矛外,他需要一把剑、一顶头盔以及一套全身甲,后者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因为板甲取代了皮革以及锁子甲。他需要一组随从与他一起骑马参加战斗或者在和平时期参加比武大会。他需要空闲时间来磨炼自己的技艺,这意味着要雇用开销昂贵的仆人以及管理人员。再者,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处于贵族社会的上层时,即使在和平时代也逐渐变得更加昂贵。大贵族则要持有城内住宅、雇用数量庞大的扈从、连续不断的旅行、用美丽的珠宝首饰打扮自己和他们的贵妇以及举办华丽的娱乐招待活动。当他们去世后,他们会留下举行隆重葬礼的指示,以及因向教会施以奢侈的馈赠而使其继承者陷于贫困的遗嘱。大体上看,这些人的资源被那些专业人员有效管理,而且他们在提高其收入以应对他们日益增长的开销时比法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等级(除了教会)都要成功。但是,即便如此,勃艮第公爵们也被迫将他们的部分收益抵押给来自意大利或者卡奥尔(Cahors)的放贷人。勃艮第的罗贝尔二世(1306年去世)亲自出面与他的犹太债主们讨价还价。美男子腓力的弟弟瓦卢瓦的查理(Charles of Valois,1315年去世)有着巨大的收入却时常大幅超支,要通过数百种渠道借款。其中包括国王、伦巴底人、圣殿骑士团、犹太人以及不计其数的法国高利贷者。据显示,佛兰德伯爵讷韦尔的路易(Louis of Nevers)在1332年以80000图尔利弗尔每年的速率花费钱财,于是积累了342000图尔利弗尔的债务。

  很多小贵族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更加简朴,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在他们的小社群中引人注目。当他们需要寻求来自于他们债权人的保护时,却没有大人物那种敏锐的听觉,而且他们没有像瓦卢瓦的查理和勃艮第公爵们那种在困窘之时可以从王室获得利润丰厚的礼物和恩宠的地位。此外,他们的庄园管理水平也较为低下,而且他们的资金也较为匮乏。在13世纪的农业繁荣中没有一个乡村社会的等级比他们的收益更少,而这些小贵族曾经是它们的领导者。他们的问题在于所持有的地产规模太小。这是一代代宗教遗赠以及分家的结果。长子继承制即使在从理论上将其奉为统治法则的法国西部以及北部也从来没有被严格执行。在别处,人们甚至没有在原则上接受它。因此,在14世纪开始时,许多小贵族持有的地产已经减少成一块勉强能被耕种的狭地。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加剧了这场灾难。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利用自己的一项特权将他们的土地抵押出去以换取现金,这种特权由刚刚开始为像他们这样陷入困境的人制定的律法所规定。其他人则全部卖给富裕的农民或者是邻近大庄园的所有者。在法兰西岛,封建领主家族的数量在一个多世纪中日趋减少,当收入锐减和开支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加剧时,他们的世系断绝或者他们的子孙与周围的农民融合。在附属于巴黎众多修道院以及王室(唯一一个被详细了解的区域)的贵族附庸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只有不足10利弗尔的年收入,这笔钱大约等于一桶酒的价格。法理学家博马努瓦通过在一个大贵族家庭里服务的方式谋生。他也许像许多与他年纪相仿并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一样,已经参加了为国王或教会服务的工作,或者开始着手自降身价寻求那些地位较低,来自城镇的资产阶级的女继承人们。在即将到来的那个世纪,这些日渐贫穷的乡绅阶层幸存者将为了生存而求助于战争,并最终沦为土匪与强盗。

  从表面上看,贵族在1314~1315年的叛乱行动中一无所获。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势头逐渐减弱,而路易十世的让步仅仅被当作良好意愿的声明,只是偶尔才被遵守。虽然路易被迫将许多在他前任政府中曾经颇有名气的专业公职人员免职,但他的两位弟弟继位后,在1316~1328年的统治期间还是听从了很多几乎和前者是同类人的建议,除了以往的经验教会这些人要更谨慎点以外。

  尽管如此,整整一代社会阶层的愤怒和失意还是在政府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后者失去了它以前的一些自信。其结果之一就是使一个合适的税收体系的创建被向后推迟了至少三十年,直到军事灾难的压力迫使政府和那些人改变为止。国王对开辟常规收入的新来源的需求同往常一样强烈,但是目前还是很难找到实现它的方式。虽然路易十世在1315年发动的讨伐佛兰德的战役得到了普遍支持,但希望为其提供资金的征税工作却失败了。四年后当腓力五世试图同佛兰德开战时,他也遭受了相同的经历。在1321年他寻求一项财政援助以便能加强其领土内的行政管理并且实施一些相当合理的内部改革。尽管事先已对公共舆论作了仔细的准备,它还是几乎在每一处都被拒绝。当与英格兰的大规模战争于1337年开始时,法兰西已经有八年没有课征一般性税收了。既然政府必须继续统治,那比起迄今为止的所得,它对非常规来源的收入有着更为严重的依赖。特别是当国王们遇到和美男子腓力当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他们不得不回头重拾美男子腓力的货币政策。查理四世以颇像其父早前三十年所做的那种方式为他与英格兰的战争筹措资金。腓力六世在百年战争的最初十年里要为一场滥发货币的恶行负责,其影响比他的前任们曾经所做的还要严重得多。

本文链接:http://bookingmin.com/bainianzhanzheng/38.html